文/石冠哲

 

当代的艺术家们普遍需要面对两个方向上的艺术问题。

时间上，当代艺术如何处置与现代艺术的关系？现代主义艺术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了格林伯格的媒介论框架。在格氏看来，媒介的纯化得以突出其本身的材料特性，这是现代主义艺术发展的自律性逻辑。那么，当代艺术中一切的创作材料问题都需要面对格氏预设的这一前提。廖渊的新作从此角度做出了大胆的尝试，这是隐藏了媒介物质特性的“异物”式策略。艺术家把创作现场本就有的一些材料，如树枝、手套、泥土等，进行就地取材式的收纳统合，层层上漆、遍遍打磨，从而整一到作品的视觉外观中。这是一种去媒介和反材料的创作路径，把现代主义的媒介性转换到当代的视觉和触觉维度，同时又和现代主义视觉语言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。形成了具有思辨意义和视觉识别度的作品面貌。

空间上，当代艺术如何面对全球范围的多文化美学，以体现自身价值特征？相较于全球化层面大而化之、笼而统之的现代性进程，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差异成为当下关注的重点，由此引申出各个文化的美学特征成为艺术家思考的方向。长久以来，于幸泽的创作就是如此。“超象”是其从中国传统美学理论出发，结合当代具象和抽象艺术理念进行的美学阐发。所谓“超以象外，得其环中”，“超象”在艺术家的创作中成为统摄中西、兼顾境象的美学追求，是把具象和抽象视觉价值转化为超象文化诉求的尝试，也是去除二元对立（东方西方、具象抽象）审美观的美学体验。

廖渊由“物”出发，取消媒介材料的特性，进行视觉上的美学统合；于幸泽由“象”出发，取消二元对立的美学窠臼，追求审美意蕴的统合。其实， “物”与“象”在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中是辩证共存的统一。